山西空管分局团委开展五四主题活动

[13] 李洪雷：《行政体制改革与法治政府建设四十年（1978-2018）》，《法治现代化研究》2018年第5期。

（六）法治成为社区自治的根本保障 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到2035年左右，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对此，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国权不下县以及自治靠伦理。

[25] 参见杨海坤、曹寻真：《中国农村自治的历史根源、现实问题与前景展望》，《江淮论坛》2010年第3期。[26] 参见王玉霞、李灵异：《中国农村治理结构变迁与现实观照》，《河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民营企业党建调研中强调，加强企业党建不是干扰企业正常经营，而是加强和提高党员职工素质和自身修养，自觉遵守企业规章制度，支持和服务企业经营管理，从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30] 参见周庆智：《权威主义基层治理---以深圳罗湖质量党建为例》，《求实》2016年第10期。此乃是当前基层治理现代转型所面对的结构性障碍和难以平衡的内在张力。

1999年，民政部开展了全国社区建设试验区工作，并制定了《全国社区建设试验区工作实施方案》。比如加强党建与基层自治的关系、基层党组织与村（居）委会的关系、加强党建与法治的关系等。与此同时，这显然也是远超过目前正常状态的程度，所以这同时也满足了严格意义上的人类改进的概念要求，不是吗？ 对此，笔者并不否认，而且举双手赞成。

[27]这就削弱了以如下方式回应社会不正义的论证力量：如果人类改进的成本降低到人人均可承担的程度，那么这就不会引发社会正义的问题(翟小波指出了这一点)。[41]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92-95. [42]Maxwell Mehlman, Wondergenes: Genetic Enchantment and the Future of Societ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3. [43]对同意的复杂讨论参见A. John Simmons, Moral Principles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75-100. [44]John Harris, Enhancement are a Moral Obligation, in Julian Savulescu Nick Bostrom eds., Human Enhance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49. [45]Norman Daniels, Can Anyone Really be Talking about Ethically Modifying Human Nature?, in Julian Savulescu Nick Bostrom eds., Human Enhance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38-42. [46]如果再回到贺建奎事件，那么他值得批评的主要地方在于技术上的不安全。必须注意，如果说强迫治疗强迫义务教育因为满足自主生活的底线条件，因而具备道德正当性。第二、第三种看法均表达了支持的态度，其中前者是更为乐观的态度：即使的确存在这些道德难题，但是由于它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并且由于基因改进会带来巨大的好处，所以不但应当采取人类改进，而且还有道德上的义务(moral obligation)来实施。

因此，前者是否也需要反对市场化，需要一个额外的论证，这涉及父母选择是否拥有后代的权利。将处于正常状态的人的能力提升到更佳的程度，这就是改进。

[4] 在论证展开的一开始，需要对基因编辑这件事情进行性质上的确定。所以，人类改进其实就是一种基因编辑式的新优生学。[10]具体来说，对反对者而言，他们所表达的是一种允许治疗、但不允许改进的态度。人类改进的支持者由这个例子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在主张治疗和改进之间根本没有区别，而是说即使承认存在这类区别，但它并没有达到绝对或性质的程度，以至于认为治疗和改进之间是相互排斥的，[15]从而能够捍卫允许治疗、但不允许改进的结论。

反过来讲，如果一个人未经努力而获得了改进的效果，那么这就成为一种作弊。这就是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治疗，年老健忘在过去被当作是衰老的正常状态，所以并不值得治疗。反过来讲，如果技术上是安全的，那么就缺乏批评贺建奎的道德理由。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常被讨论的，就是定制婴儿与导致不平等这两个具体情形。

然而，这仍然会面对一个难题：可否将人类的一般能力普遍改进至超越目前程度的水平？例如，在既有技术水平允许的情况下，将所有人的生命长度提高到200岁，将所有人的健康状况提高到免于癌症困扰的程度，将每个人的智商提高到爱因斯坦的程度，如此等等。另一方面，一旦允许人类改进，这势必将会与治疗共同争夺医疗资源，在医疗资源给定的条件下，这当然会影响到对患者的救治，因此对这些人也是不公平的。

反过来讲，人类改进的支持者，不但支持这种改进，而且也支持超过正常状态的改进。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即使可以采取后果主义，就会如卡姆所说的那样，人类改进在结果上的好处明显更大，那么相关争论已经到此结束了。

[8]Nick Bostrom Julian Savulescu, Human Enhancement Ethics: The State of the Debate, in Julian Savulescu Nick Bostrom eds., Human Enhance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 [9]Alberto Giubilini Sagar Sanyal, The Ethics of Human Enhancement10 Philosophy Compass 233-234(2015). [10]以此为基础回顾贺建奎事件将会发现：如果基因编辑在技术上是安全的，那么就缺乏批评并以法律方式制裁贺建奎的正当理由，因为他的目的必然是治疗性的，避免HIV病毒对婴儿的侵害。显然，如果将任由个人选择作为改进的基本方式(这也被叫作人类改进的市场方式)，那么刚才这些关于社会正义的道德恶害，在事实上的发生将不可避免只有通过目的，二者之间才能实现有效的沟通。立足于宪法的角度，刑事政策刑法化的命题，实质上涉及的是刑事领域内法律如何规训政治权力的问题。鉴于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方面的研究，远比刑事政策刑法化方面的研究要深入，欲探究刑事政策刑法化的意义指涉，有必要先行弄清刑法的刑事政策化的基本内涵。原则代表的则是不同的价值，原则之间的冲突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或多或少的关系。

现代刑事政策有着鲜明的开放性，它不断地根据犯罪态势、犯罪规律和政策导向、调控结果的变化进行自身的调整。故而，当前所称的刑法的刑事政策化，主要是指刑法适用的刑事政策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指刑法教义学的合目的的体系性建构。

鉴于刑法立法的刑事政策化主要指向政治上的立法过程，而基本不涉及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的关系处理，故这一层面的问题刑法学界关注较少。这样的现象，表明刑事政策并未受到来自刑法体系的足够的制约。

在很大程度上，这代表着刑法体系研究范式的重大转换，目的理性的体系思想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选择。在一个目的论导向的体系中，目的成为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体系之间的管道。

这表明，刑事政策想要为刑法体系所接纳，要么是与规范目的相结合，要么是与刑罚目的相结合，舍此之外，别无其他有效的途径。其一，由于只有体现或至少是被包容于立法条文的表述之中的政策诉求，才能使相关的价值进入法律系统之内，在此种意义上，立法条文的文义构成对刑事政策的第一重限制。此种限制单独来看，固然不足以实现对刑事政策的全面规训，却是整个制约机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是指立法条文的增加、删除与修改，体现与贯彻刑事政策的价值诉求。

(13)梁根林：《现代法治语境中的刑事政策》，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刑事政策在作用于刑法体系的同时，自身也必然受刑法体系的反作用的制约。

按照此种体系范式，刑法基本概念的形成必须以刑法的目的设定、刑事政策的价值决定，特别是刑罚目的或刑法之任务为依归。通过将宪法层面的基本价值融入刑法之中，刑法体系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充当权力制约机制中的重要部件，充当个体基本权利保护的大宪章。

这种接纳必然是动态的，原本外在于法秩序之外的特定的政策价值，可能因立法或司法的决断的变化，而一跃变为法内的价值，由此而处于法秩序的内部，成为法律系统中的组成因素。以手段—目的关系为主要特征的目的理性（zweckrational）思想，强调刑法概念与体系构建的合理性，应取决于其是否适于达成预设的法益保护目的，尤其刑事不法构造更是如此。

②王效文：《刑罚目的与刑法体系》，载《成大法学》2015年第30期。在社会发展的常规时期，宪法的后一意义维度往往受到更多的强调。四、刑事政策刑法化的宪法价值 本文所称的刑事政策的刑法化，在相当程度上是就其应然意义而言。因此，与刑法的刑事政策化相伴生，刑事政策的法治化成为必需，二者构成现代刑事法治的两大主题。

杜宇：《刑事政策与刑法的目的论解释》，载《法学论丛》2013年第6期。由于立法本身属于政治系统的活动，故刑法立法的刑事政策化首先属于政治系统的内部运作。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易于压抑个体的心性、意志和欲望。①以目的理性思想为基础的体系范式，或许是一种可欲的方向。

对于从事刑法学的研究者来说，重视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层次的研究几乎是出于专业的本能。当然，主张刑事政策的刑法化具有重要的宪法意涵，并不等于否认宪法之于刑事政策的控制所可能具有的积极作用。